《知识的边界》：大数据时代知识的停止点
◎刘运辉
毫无疑问，信息超载作为一种生活方式，已经挟裹着众生的生活。戴维·温伯格《知识的边界》所尝试的，恰是在大数据时代，如何认知网络下的知识与科学。因为，不管确定“互联网＋”，还是定义“互联网－”，都要面对今日“事实不再是事实”，而“专家随处可见”的现实。
显然需要理清思路，理性面对这一切。你要学会像戴维一样，冷静地打着比方，包括以转述的方式，向自己的见解缓步、轻松而去——
美国出版公司兰登书屋的创始人之一贝内特·瑟夫出版的一本书里就讲过这么个奇闻轶事：
一天，《哈波斯》杂志的卡斯·坎菲尔徳在编辑部接待一位长相甜美却个性坚决的妇女。这位女同胞很想讨论她自己正在创作的第一本小说。“一本小说应该是多长的篇幅？”她问道。
“这个问题没有确切的答案，”坎菲尔德解释道，“一些像《伊登·弗洛姆》这样的小说，大概只有4万字。而其他的小说，如《飘》，却可能达到30万字。”
“但，普通小说的平均长度大概是多少字？”妇女坚持问道。
“呃，我觉得大概是8万字吧。”坎菲尔德回答。
妇女跳了起来，并欢呼着。“感谢上帝！”她喊道。“我的小说完结了！”
戴维转述这则逸闻并不是让大家简单地笑上一笑。戴维想说的是，面对太多的信息而无法全部知道的事实，其实我们的战略一直是建立一个知识的停止点（stopping points）系统。这是个很有效的方法，很实用于保存和交流知识的纸质媒介。
戴维列举的另一伟大实例同样能说明问题。1836年，达尔文从“小猎犬号”航行归来，完成了将促进他进化论理论的观察。1838年，达尔文对自己的理论有了清晰的想法。1842年，他用铅笔写下了35页的“骨架”，但没有公开。1844年，他写了189页的手稿，没有公开，但指示妻子，如果他死了就将手稿出版。接下来的15年，他研究了藤壶，出版了8本书，生了9个孩子，并且经常和同事通信往来讨论。他还开始了实验科学。但他就是没有出版自己的进化论。他似乎在等着什么？有一天他收到了年轻的博物学家阿尔弗雷德·罗素·华莱士写来的一封信，此后华莱士又寄给了达尔文一份20页的文稿，里面提到的理论和达尔文的进化论基本相似。达尔文万分惊讶，他想成为这个理论的最早提出者，但不想欺骗华莱士，或者怕更为糟糕，让自己看起来是窃取了华莱士的观点。在听取两位亲密同事意见后，1858年7月，伦敦林奈学会安排宣读了华莱士的一篇文章，以及达尔文的两篇文章。林奈学会在自己的杂志上刊发这些文稿后，达尔文才开始在科学家圈内引起关注。这个鼓舞，让达尔文经过13个月的写作，完成了不朽的《物种起源》。达尔文和华莱士的故事，后世有多种解读。纸质出版模式静静地塑造了科学，这是一个例子。同时，那个停止点，格外清晰。
传统的知识是纸的意外产物。没有什么时候，我们对纸的认识这么明确过。纸上的知识，纸上的科学，曾经是一种出版的类型，它们经过层层过滤，才能在纸上“行走江湖”。但今天，纸质悄然换作网络。在此背景下，如有达尔文和华莱士的故事上演，恐怕要重新演绎，且绝不会如此安安静静，按部就班，起承转合。
能够明确的是，权威在网络化时代仍然会是一个停止点，但“权威已经不再是一个主要由有资质的人所构成、专门生产特级产品的特殊阶层了”。相反，权威更多地是由功能性来定义，如你的体验一般：权威是你在无数连接中访问的那个最后一个页面——是你决定不再继续去点击其他链接的那个页面。
正如戴维所打的比方一样：当知识变得网络化之后，房间里最聪明的那位，已经不是站在屋子前头给我们上课的那位，也不是房间里所有人的群体智慧。房间里最聪明的人，是房间本身：是容纳了其中所有的人与思想，并把他们与外界相联连的这个网。换句话说，互联网作为知识的基础设施，本身并不拥有创造知识的实体要件，知识不存在于书籍之中，也不存在于头脑之中，而是存在于网络本身。
以下事实正越来越清晰：传统的图书在表达观点的方式和呈现形态上，是将思想挤压到一条狭长的小径上，驱使读者沿着这条小径行进。网络化时代，从最为纯正的网络意义上，它的开放姿态，决定每个人都遭遇了网络所带来的心理颠覆——丰富性、链接、无需许可、公共性、未决性，但网络化的知识和科学，会让我们更加接近关于知识和科学的真理。但就在这浩若烟海之中，我们一样要找到知识的停止点，在心里给它个飞吻。
网络，如尼古拉斯·卡尔说的那样，重装了我们的大脑。在信息洪流之中，众生得以不必焦虑，并能轻松自在地在网络之上“笑傲江湖”的方式，或许是找到那一个个知识的停止点。从这个意义上，我们要再回看一下本文开始时戴维·温伯格转述的故事，大笑三声，一起释怀。
转载，摘自网络。